学生考试分数不好、中高考升学率下降，最先影响的，就是学校或相关教师的评价。其他诸如教师升迁、经费使用、绩效工资等等自主权不够，日常活动烦琐繁重等，一项一项，把中小学校压得“喘不过气”。9月24日，教育部召开发布会，通报教育部、中央组织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校办学活力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，针对中小学校长期以来反映的负担重、办学活力不足等问题逐条解决，给中小学校“松绑减压”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，“《意见》重点提出了四项重大举措：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、增强学校办学内生动力、提升办学支撑保障能力、健全办学管理机制。”

对于给学校教育教学自主权、人事工作自主权、落实经费使用自主权等办学自主权，舆论意见不一。支持者认为，只有学校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，才能减少外部因素对学校办学的干扰，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;而反对者质疑，学校拥有办学自主权之后，如果缺乏对行政权力的约束机制，人事权、财权可能被滥用。

这是老生常谈的“一放即乱，一抓即死”的问题，也长期困惑着我国的教育改革。大家都知道拥有自主权办学权对学校办学的重要意义，但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改革，总在“收放”问题上踟蹰不前，因此，落实和扩大自主权较多停在了纸面上，而未能有效落地。这与打破“唯分数论”，不片面以中高考升学率评价学校办学与考核教师教学一样，“唯分数论”弊端众所周知，可是，不以分数、升学率评价，如何建立起新的具有公信力的评价体系呢?只有破而没有立，也让我国中高考改革，在按总分录取这一根本问题上，难有突破。

这是深化教育改革，必须走出的困境。要破更要立，必须狠抓两点：一是下放核心权力，二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。

对于放权给学校自主办学，吕玉刚提到，权力要“应放尽放”，比如扩大副校长聘任的参与权和选择权，提出鼓励地方积极探索由学校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提名、考察、聘任副校长;扩大中层管理人员聘任自主权，提出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，学校自主设置内设机构，自主择优选聘中层管理人员等等。这表达出放权的决心。

可是，对于学校办学来说，更为核心的权力是选拔校长的权力。对于校长选拔，《意见》也提到“注重选优配强校长，要把培养好、选配好校长作为激发办学活力的关键要素，完善校长考核管理与激励机制，鼓励校长勇于改革创新，不断推进教育家办学治校。”但这还是由行政部门主导选拔校长，而非把选拔校长的权力交给全体教师、学生和学生家长。当校长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，而教师、学生家长没有参与权、表达权，那么，校长办学首先还是会对上负责，而不是对师生负责。

2010年发布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2020年)》指出，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，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，克服行政化倾向，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。而从现实看，我国公办中小学校长都仍旧有相应的行政级别，对学校的管理大多还是行政化管理模式。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仍旧是必须啃的“硬骨头”。这一“硬骨头”啃不下，其他的权力下放，也很难推进，甚至会滋生新的问题。

就中小学学校内部治理而言，必须建立现代治理结构，实行现代治理。最为重要的是明确界定行政权、教育权、学术权，成立教师委员会负责教育事务，成立家长委员会参与非教育事务的管理、监督。像教师评价、学生评价，都应该属于教育事务，应该由教师委员会负责。这一治理结构，对推进教育评价改革至关重要。目前对教师的考核评价主要是行政评价，这导致教师的非教育教学压力很大，要促进教师职业化、专业化发展，必须实行教师同行专业评价，因此必须建立并发挥教师委员会的作用。

另外，要改变用一次考试分数评价学生的结果评价方式，强化过程评价，健全综合评价，也必须发挥教师委员会的作用。离开教师委员会负责评价，而由学校行政部门主导评价，也很难树立过程评价的公信力，导致大家最终仍旧只相信结果评价。

给中小学“减负松绑”，说到底是要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，实现教育家办学。这需要坚定地推进学校从行政治校到教育家治校，以及从行政评价到专业评价的改革与转变。